“70后”蘇嶸：她是社區(qū)女版“李云龍”

在京參加表彰大會回滬是晚上，家人早已呼呼大睡。“在他們看來，我都能當勞模，全世界就都是勞模了！”蘇嶸哈哈大笑了起來，又放低聲音偷偷說，“別看我在社區(qū)跑得歡，在家里我可會偷懶了。”

1972年出生的蘇嶸是田林街道長春居民區(qū)黨總支書記，在基層做社工已經(jīng)18年，因為脾氣爽朗，被居民們親切地稱為“蘇大俠”。

“我運氣好，硬骨頭總是被我啃。”徐匯區(qū)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恰出現(xiàn)在蘇嶸負責的小區(qū)，這是上海最早的確診病例之一，沒有現(xiàn)成經(jīng)驗可供借鑒。

那會兒各類防疫物資已經(jīng)非常緊張，學醫(yī)出身的蘇嶸，從家里拿了兩件雨披，戴著口罩，帶上消毒水，就去幫這家人收垃圾，然后騎著助動車風風火火就沖到醫(yī)院給病患送物資。結果，放下“物資”剛離開的蘇嶸就接到了病患的電話：原來“一頓操作猛如虎”的她，把垃圾放在了醫(yī)院，把物資又帶了回來。

剛開始確實有些驚慌，但“蘇大俠”很快鎮(zhèn)定下來，“經(jīng)歷過非典和禽流感，誰還沒個半桶水？”

回來后，她第一時間給社區(qū)所有居委干部打了電話——“都回來！黨員和男人先上，但我是第一梯隊小隊長。我倒下了，你們都是第二梯隊隊長！”

一場轟轟烈烈的社區(qū)防疫戰(zhàn)就此打響，蘇嶸100多天基本沒有休過假。這位從小在西北長大，20多歲來到上海，說話嗓門大、音調(diào)高，做事雷厲風行的女書記，展現(xiàn)出了自己細膩的一面。

患者家屬自己帶著孩子居家隔離，蘇嶸判斷出其心里一定很緊張。她用自創(chuàng)的社區(qū)工作“土辦法”安慰家屬——“每天晚上，我都打電話唱歌給對方聽，不管我唱得好不好，先聽了再說嘛。”

最初蘇嶸唱的是滬劇經(jīng)典選段《為你打開一扇窗》和講述紅軍的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，唱到“橫斷山，路難行”的歌詞，蘇嶸一想不對，這不是加重心理負擔嗎？她立馬又換成了網(wǎng)絡上最流行的《左手指月》《火紅的薩日朗》，還給孩子唱起了《藍精靈》。蘇嶸煞有介事地命名，這叫“心理慰藉法”。

給患者家屬送物資，她說自己就像一個“小偷”一樣，彎著腰悄悄地爬上樓，“想保護他們的隱私，他們心理壓力其實非常大，而且也不想給其他居民們造成恐慌。”

一開始有社區(qū)干部有畏難情緒，不愿意幫忙參加社區(qū)的消毒工作。蘇嶸沒有單刀直入做思想教育工作，相反，每次消毒時，她不僅自己沖在第一線，還鼓勵社區(qū)干部和社區(qū)里各處盛開的花朵“自拍”，還把照片天天發(fā)在了工作群里。一方面，讓所有居民都能看到，居委干部一直都在；另一方面，那些從來沒有“自拍照”的社區(qū)干部，后來也紅著臉要求加入隊伍。

“這叫欲擒故縱。”蘇嶸說。

后來，不管哪個居委有疑問，都第一個給蘇嶸打電話。一次，隔壁居委也發(fā)現(xiàn)一位確診病例，蘇嶸來到醫(yī)院看到社區(qū)工作人員要進病房，防護設備卻一般，就拿了個馬甲袋套在了對方頭上。“沒問題，隨時隨刻，我就是你們的12345。”蘇嶸說。

經(jīng)歷了數(shù)個小區(qū)工作的蘇嶸，在當?shù)馗刹咳罕娍磥恚貏e善于“處理矛盾”。而蘇嶸的秘訣就是：只要能給居民做事，任何人她都可以去“理論理論”。

2004年以來，蘇嶸先后擔任了5個居民區(qū)的黨總支書記，每個都是矛盾較多的“硬骨頭”。有個小區(qū)路面因先期設計缺陷，年久失修致使主干道坑坑洼洼，物業(yè)和業(yè)委會因此矛盾重重。居委、物業(yè)、業(yè)委會俗稱為居民區(qū)里的“三駕馬車”，三匹馬各跑一方，問題不得不一再擱置。

蘇嶸不理會這些困難，進社區(qū)黨員、困難家庭、居民骨干家中，哪個人最和居委“對著干”，她就先從哪里下手。三個月里走了一百多戶，在矛盾最集中的幾個居民身上就花了三四百個小時。有個業(yè)委會的成員出于私利，始終不愿意配合，蘇嶸和居委、業(yè)委會偷偷拉了個小群，定下“軍令狀”：一晚上必須把群擴大到150人以上，在群里收集業(yè)主們的同意書。結果，還真讓她干成了！

“非典”時蘇嶸只有30歲出頭，讓她在居民區(qū)“一戰(zhàn)成名”的是與一位美籍高管的“較量”。這名高管最初并不配合社區(qū)防疫，蘇嶸義正詞嚴地說：“請你戴上口罩再跟我對話。”對方被蘇嶸的氣勢折服，問她是誰。在得到“我是一名中國社區(qū)工作者”的回答后，這位美籍高管感嘆：“中國社工了不起。”

曾獲上海市勞動模范、上海市優(yōu)秀黨務工作者、上海市“三八”紅旗手等榮譽，蘇嶸也算是一個社區(qū)名人了，“生活有什么變化嗎？”記者問她。

“榮譽多了，請我出去講課的人就多了；講課費多了，就能給居民做更多公益了。因為‘買汰燒’都是老公承擔，所以工資是要嚴格交給他的。”蘇嶸又爽朗地笑起來。

“80后”方進：公交車界的“一拳”超人

一天3個來回，每個來回有49個站臺，共計147個公交站點，每次公交車?？窟M站，車身離站臺都精準保持“一拳”的距離。

作為上海最知名的紅色公交線路71路的“一號車”司機，方進時刻把這個標準放在心里：這個距離，可以讓乘客更方便地上下車。

公交車司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簡單，日復一日的枯燥勞動背后是深入骨髓的細致，最終形成一種“肌肉記憶”，這就是屬于方進的“匠心”。

從最早過彎需要站起來才能扭動方向盤的汽油車，到駕駛柴油車、“辮子車”（電車），再到現(xiàn)在的中運量新能源電車，1982年出生的方進已經(jīng)是開了16年公交車的“老司機”。

1949年就曾開出線路、2017年重新開啟的71路，沿途經(jīng)過上海不少知名紅色地標，是公交車司機都希望開行的線路，考核標準自然苛刻：需要5年以上駕齡、30萬公里安全里程，還有年齡限制。

即便是像方進這樣的“老司機”，依然要重新學起——考電車的N駕照、練車、背熟交通法規(guī)，“1400個題目重新學一遍”。

這還只是個開始。

晚上11點半運營結束后，到第二天凌晨4點半發(fā)車，中間的5個小時才是“新手”做任務的機會。電門的走向、站臺的位置……18米的公交車像巨龍一樣，如果站臺有弧度，怎么把“車屁股”甩進去，更是技術活，每人每晚可能只能輪到一個小時練車。

這一小時對于方進來說特別寶貴。為了能通過考核，連續(xù)一個月，他都在夜間練車，力求每次都能“一拳”到位。

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師傅、另一位“勞模”徐美玲。

徐師傅有個百寶袋，里面裝著針線包、暈車藥等物品。起初，方進搞不明白：公交售票員，帶這些干什么？有一次，一位白領在車廂滿臉通紅，做起“金雞獨立”的動作，徐師傅從百寶袋里掏出創(chuàng)可貼遞上——原來，這位白領的腳被高跟鞋磨破了，正需要創(chuàng)可貼。

讓顧客感受到無聲的關照，這是方進從師傅身上學到的特質(zhì)。

于是他自己設計了大量為乘客省心的“奇招”：老年人上車后掏卡不安全，就為他們設計出掛脖式的收縮卡套；上下車的臺階上，貼滿了反光的條幅和防滑條；途經(jīng)盲童學校，他就把車門精準對準校門接盲童上下。

因為這些特別的“關照”，那些隨機走上這輛車的乘客，好像也無意間走進了方進的人生：家里有喜事，老乘客可能會留一盒喜蛋、一包喜煙在調(diào)度站；水果攤主感受到了照顧，偷偷地在調(diào)度站留下了一箱水果……

最戲劇性的是，幾年前的一天，一位老太太問他“談戀愛”了嗎？方進說沒有。沒幾天，老太太遞給他一張紙條，說她帶著女兒乘過方進的車了，這是她女兒的QQ號，希望他聯(lián)系。如今，這位乘客已經(jīng)成了方進孩子的媽媽。

“做老百姓的專職司機”，在方進看來，這就是能讓人快樂一輩子的事情。

所有的71路公交車司機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：每周六早上7點前后的吳寶路公交站，都要掐著點，盡量等候一位固定的乘客。

這樣的舉動，方進已經(jīng)堅持兩年了。每到那時，一位已過半百的阿姨會推著輪椅，送她的兒子去武警醫(yī)院做血透。如果公交車快到，遠遠地，方進看到這位阿姨還沒到達站臺，就有意識地放慢車速，多等一個紅燈，讓她能推過來、搭上車。

方進至今不知道這位阿姨的名字，阿姨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每次總能準時上車。

“來自陌生人不經(jīng)意間的一絲溫暖，這就是家門口的公交車吧。”方進說。

“70后”王承：瑞典同事說我是“Chinese Hero”（中國英雄）

要去北京參加表彰大會，王承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瑞典籍店長安迪解釋自己的請假理由。同事七嘴八舌地說了半天，安迪說了一句，“我知道了！勞模就是Chinese Hero（中國英雄）。”以至于參加表彰大會回來，安迪聽說王承帶著幾位同期的勞模到公司交流，就來要求合影，因為這是一支“Chinese Heroes Team（中國英雄聯(lián)盟）”。

王承是上海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工會主席、安全風險經(jīng)理，迄今在宜家工作15年。入職時，這家外資企業(yè)剛進入中國市場時間不久，“宜家是一個內(nèi)循環(huán)，以往對外部的依賴度很低。相當于企業(yè)最初就是關門關窗的，慢慢地才愿意請你來坐坐。”王承說。

在王承看來，工會不是一個只搞搞文體活動、群眾喜聞樂見就行的地方，而是一個讓職工發(fā)聲，在合理場合提出合理訴求的平臺。

剛到工會任職不到一年，在職工的支持下，王承就有了一個“出圈”的想法：他決定代表工會、代表職工，向公司行政方提出開展集體協(xié)商的建議。

當時，店長是一位法國籍店長，他對工會的文體活動比較支持，但對中國工會工作帶有偏見。不出所料，管理層婉轉地拒絕了這一要求。

權益談判，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。換位思考，資方的許多顧慮，也并非有意刁難。王承收集了大量數(shù)據(jù)、事例和政策法規(guī)，一次次尋求和管理層溝通，抓住一切可能探討集體協(xié)商的優(yōu)勢與必要性的機會。管理層最終坐到了談判桌前，和王承以及職工代表們進行平等協(xié)商。

王承有理有據(jù)地詳述提高工作效率、職工滿意度的重要性，并介紹了職工對改善企業(yè)經(jīng)營的眾多建議。很快，資方認識到，談判過程中職工并沒有提出過分的要求，“不是來搞對抗的”，無論對于企業(yè)還是職工，簽訂集體合同都是一種互利共贏。

2012年5月29日，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簽訂了華東地區(qū)首份集體合同，覆蓋了上海宜家位于徐匯、浦東北蔡兩家商場的750名職工。在這份來之不易的集體合同里，連為每一位女收銀員訂做小尺碼的安全鞋等細節(jié)，都寫在了里面，成為維護宜家職工合法權益的一道有效屏障。

從交流、到交鋒、再到交融，如今，全中國的宜家商場都已陸續(xù)成立了工會并與職工簽訂了集體合同。

借助這樣“一手拉企業(yè)，一手拉員工”的做法，王承有了一個更“出圈”的想法：利用工會等平臺，讓企業(yè)和居民、社區(qū)更深度地融合起來。

宜家家居所在的徐匯區(qū)田林街道，成立于1985年，居民區(qū)的很多基礎設施相對比較陳舊，無法滿足周邊居民的需求。

“能不能把宜家搬到社區(qū)里去？”

老城區(qū)停車難？協(xié)調(diào)之下，宜家徐匯商場夜間向居民們開放地下停車庫，提供“潮汐式”停車服務；

企業(yè)自建“愛心媽咪小屋”有難度？就把宜家設計師送入市總工會的公益項目訓練營里手把手教，貼心地為企業(yè)設計分星級的建設“菜單”，讓企業(yè)可按樣板間“點菜”，優(yōu)先配送安裝，如今已有2000余家企業(yè)加入“愛心套餐”。

在王承看來，“出圈”的前提條件是“雙贏”，找到企業(yè)和社區(qū)深度融合的平衡點。如今，宜家越來越覺得自己是社區(qū)的一部分，積極參與到社區(qū)的各種綜合治理工作中。

在街道的支持下，王承組織挑選了幾位熟悉宜家產(chǎn)品的同事，一個居委一個居委地走訪、測量，了解社區(qū)工作的需要，匹配適合社區(qū)的設計風格、價位。田林街道的一些鄰里小匯、黨建服務站、居民區(qū)活動室，有了全新的公共“客廳”設計，打破了原有行政化的模式，用開放、互動的方式，打造了一個“家外之家”。

“宜家的愿景一直是：為大眾創(chuàng)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，我們希望企業(yè)愿景能和實實在在的社會服務結合在一起，讓外資企業(yè)和社區(qū)深度融合起來、共同發(fā)展、共建共享。”王承說。

“90后”陳慶云：70年只愛一種化學元素

在田林十村一棟老房子的頂層，一對老夫妻的房子尤為安靜，他們很少出來遛彎，屋子里也鮮有聲響。鄰居們并不知道，這里住的陳慶云院士是我國有機氟化學領域的創(chuàng)始人之一。

陳老今年已經(jīng)91歲了，卻依然每周二、四、五的上午到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所上班，帶博士、碩士，做課題，看文獻，幫助學生修改開題報告，全程參加組會。其余大部分時間，他就安靜地待在房間研讀氟化學方面的文獻，從20多歲到如今，陳老已經(jīng)堅持氟化學研究近70年。

1956年，陳慶云前往莫斯科留學，攻讀副博士學位。在沒有進入實驗室前，老師一對一教他俄文。那會兒正好趕上蘇聯(lián)的人造衛(wèi)星上天，跟老師學的第一個詞就是“人造衛(wèi)星”。

“那時我就感到，國家實力和科技創(chuàng)新密切關聯(lián)，科技創(chuàng)新又離不開基礎研究。”陳慶云說。

上世紀50年代，“兩彈一星”工程所需新型化工材料——氟橡膠，可以用于航空、導彈、火箭等尖端技術和儀器、機械等工業(yè)領域，美國杜邦1948年就已成功實現(xiàn)商業(yè)化生產(chǎn)，但對中國一直進行封鎖。

回國后，陳慶云所負責的，就是氟橡膠中一個成分的獲取方法。那時，這一成分需要電解制作，費勁費力氣。在陳慶云和團隊的不懈努力下，兩三年后找到了新辦法。直到今天，全世界都還在使用這一新方法進行合成。

盡管科研成果已經(jīng)從實驗室走到了工廠，但陳老依然時常談起自己的兩大遺憾：一是理論方面的儲備不夠，如果再上一次大學，一定把物理和數(shù)學等基礎學科學得再深一點；二是應用方面做得還不夠。

在他看來，基礎研究的“最先一公里”很重要，有效銜接成果轉化、市場應用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同等重要。數(shù)十年來，他一直和自己的學生強調(diào)，“終究要做對社會有用的東西才可以”。

“我到杜邦去參觀，夸他們干得好，他們說我們老板有錢，掙來的錢不是滿足于今年賺錢、明年賺錢，而是投入下去，十年以后賺大錢。所以杜邦厲害啊，不賺小錢。”陳慶云說，我們現(xiàn)在的基礎研究，也得同步考慮怎么轉化應用，“科研最終要從瓶瓶罐罐，走到工廠里去，走到對國民經(jīng)濟起作用的地方去。”

2017年，一位愛爾蘭化學家在學術雜志上發(fā)表論文，詳細介紹陳老開發(fā)的一種化學試劑“陳試劑”的研究和應用情況，作者認為這一有效的試劑沒能得到充分利用，希望通過評述讓更多讀者注意到。

看到文章，陳老不僅沒有因為自己的研究被國際同行關注而高興，反而憂心忡忡，“文章說‘陳試劑’是被遺忘了的試劑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的是，從基礎研究走向工廠應用，中間還有很多阻礙要突破。這些困難，是每一個科研人都需要去攻克的。”

在陳老和團隊長達70年的持續(xù)努力下，到本世紀初，國外的同行給了上海研究“氟”的團隊一個特別的稱號——“上海氟化學”。只要是這一領域的同行，都知道這支力量強悍的研究團隊。

“我們做學術研究有三個‘金標準’：The first，你第一個發(fā)現(xiàn)的；The most，你做得最多；The best，你做得最好。”陳慶云說，團隊中所有人都用這個“金標準”來要求自己。“最終，不看頭銜、不求表彰，看的是有沒有做原創(chuàng)性引領性的工作，在中國形成一個點一條線，甚至一個面，最終帶動一個群體。”

陳慶云雖已退休多年，依然堅持參加各類學術會議，閱讀最新的學術文獻。在他的學生看來，陳老似乎是一個閱讀量巨大的“百科全書”，當學生遇到問題，陳老可以一口說出哪個最新文獻是和這個問題相關的。

“如果我一個星期沒看文獻，就會心里發(fā)慌。那么多新材料，就算不睡覺我也看不完啊！人活著就是要渴望新的知識，不然就沒意思了。”陳慶云說。（記者周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