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濟世情懷是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重要內涵和核心精神，它源自《周易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”的精神理念，以儒家“入世哲學”“經世致用”思想為基礎，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擔當和熾烈的家國意識、為民情懷，主張通過政治參與、道德實踐和個人修養(yǎng)等，來實現(xiàn)社會發(fā)展、民生改善與惠及天下。這一情懷植根于儒家倫理，將個人修養(yǎng)與家國天下緊密相連，形成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的實踐路徑，在歷史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，也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傳承發(fā)展過程。

一

從東周進入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，由于王室衰微，諸侯爭霸，禮崩樂壞，社會動蕩不安，以至于“爭地以戰(zhàn)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(zhàn)，殺人盈城”。孔子基于對這種社會現(xiàn)狀的深刻反思，提出了“仁者愛人”的社會治理思想，強調個人在社會中要履行責任，主張通過社會秩序重建和道德修養(yǎng)來實現(xiàn)社會和諧穩(wěn)定，最終達成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。他率先躬行，在魯國無法實現(xiàn)這種政治理想后先后周游列國14年以尋找實現(xiàn)的機會，雖然“斥乎齊，逐乎宋衛(wèi)”“困于陳蔡”，處處碰壁，但他卻“君子固窮”“弦歌不輟”‌。在周游到楚國時，面對隱士長沮、桀溺的勸誡，他堅信“天下有道”，認為隱者是“鳥獸不可與同群”，凸顯其決不避世的擔當精神‌。他主張將“仁”與“禮”相結合，強調通過個人修養(yǎng)推及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并以“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”等憂慮鞭策自身與弟子踐行仁道‌?？鬃拥倪@些思想理念后來成了儒家的核心思想，它不僅充分體現(xiàn)了孔子“知其不可而為之”的堅韌精神，也塑造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道德準則，是一種道德理想高于個人成敗的高尚境界，成為文人士大夫濟世情懷的思想理論根源，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。‌‌

在孔子之后，孟子繼承了這種“仁政”思想并將其發(fā)揚光大。他一方面效法孔子帶領弟子奔走于各國之間，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和道德觀念，雖然同樣不被各國君王所接納，但他從未后悔放棄。同時，他以“性善論”和“仁政”為核心，提出了一系列“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”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治國理念與思想，他在《孟子·盡心下》篇中指出：“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”，強調民眾是國家的根本，這也是孟子“仁政”學說的核心內容。對于士人該如何作為，他在一次與宋勾踐的對話中說：“古代的人，得志時，施給人民恩澤；不得志時，修養(yǎng)品德立身在世。窮困時，保持自己獨自的善性，得志時還要使天下的人保持善性。”這就是流傳千古的“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”名言的來歷。這一理念強調‌個人修養(yǎng)與社會責任的統(tǒng)一，要求和鼓勵人們無論處于何種境地都要有擔當，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。這既是對個人在不同境遇下行為準則的一種規(guī)范，也是儒家積極入世思想的體現(xiàn)，深刻塑造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核。

戰(zhàn)國時期出身楚國貴族的屈原，因忠正耿直，主張變法改革，遭朝臣排擠誹謗，被幾度流放，但他忠貞不屈，面對戰(zhàn)亂頻發(fā)，生靈涂炭，老百姓流離失所，他發(fā)出“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”的深切慨嘆，并將個人命運與天下蒼生緊密聯(lián)系，千方百計尋求治國安民道路。這種摯愛故國、心憂民眾、體察人間冷暖的思想情感，對我國傳統(tǒng)的愛國主義、為民情懷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。他還以超越現(xiàn)實的求索精神推行改革，發(fā)出了“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”的宣言，甚至不惜“舉世皆濁我獨清”，體現(xiàn)出近乎殉道的精神。在被流放的極度悲苦之際，屈原依然為國家奔走呼號，面對漁父“與世推移”的勸告，他表示寧赴湘流也不愿“蒙世俗之塵埃”，“雖九死而猶未悔”，被司馬遷譽為“雖與日月爭光可也”。

二

到漢代以后，文人士大夫將濟世情懷融入“修齊治平”之中，并使其內涵在西漢到東漢和三國的發(fā)展演變中逐漸豐富。士人們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治理緊密結合，通過參與政治、道德修養(yǎng)和社會批判來實現(xiàn)社會改良。自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，將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作為治國方略后，國家通過察舉征辟制度為士人提供了一定的參政渠道，士人們一是積極參與政治，投入仕途，致力于國家治理；二是即使不參與仕途，也會作為旁觀者提出批評建議，抨擊社會腐朽勢力，捍衛(wèi)公平正義。他們既注重參政實績、建功立業(yè)、廉潔奉公，關心國家未來和發(fā)展方向，為社會樹立榜樣，同時也追求個人名節(jié)、道德操守，展現(xiàn)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。典型的如班超的投筆從戎、萬里封侯，以軍事行動維護國家統(tǒng)一；郭泰、張儉、杜根、范滂的清心忌惡、不畏權貴、寧死不屈；楊震、李固、杜喬、陳蕃的公正無私、“輕生尚氣”、以死明志，“即便是殺身滅家，也要堅守義理”，從而使得亂臣賊子甚是畏忌。還有淳于意的“懸壺濟世”、救死扶傷；曹植的“憂國忘家，捐軀濟難”；尤其是諸葛亮的以天下蒼生為念、致力于實現(xiàn)社會安定與國家復興的“鞠躬盡瘁、死而后已”精神，更是后代的千古典范。

三

唐宋時人們對儒家“獨善兼濟”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，其高大的境界與日月同輝。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時期的杜甫，目睹了社會動蕩、政治黑暗，也深刻體會到了人民的疾苦，所以處處憂國憂民、慷慨悲歌，他在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中，以“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”的博大胸襟，表達了對貧寒士人的深切關懷；即使自身茅屋被秋風所破、處境困苦，但仍祈愿有千萬間廣廈庇護天下寒士，讓他們開顏歡笑，這充分體現(xiàn)了杜甫憂國憂民、推己及人、仁民愛物的高尚情操。而且該‌詩的結尾“‌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‌”一句，更進一步升華了這種情懷，彰顯了杜甫甘愿犧牲自我以換取天下安寧的崇高理想和高風亮節(jié)，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瑰寶，并影響了他之后的歷代知識分子。

到中唐時，韓愈又以其超拔的人格魅力與精神品質將儒家道統(tǒng)、文人風骨與濟世情懷融于一身。在文學革新方面，他以“惟陳言之務去”的創(chuàng)造精神發(fā)起“古文運動”，以雄文滌蕩了六朝以后的浮華文風，被稱為“百代文宗”；在思想領域，他以“障百川而東之，回狂瀾于既倒”的文化擔當，率先舉起“道統(tǒng)論”的大旗，將儒家倫理從經學注疏中解放出來，轉化為“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”的實踐哲學；在政治舞臺上，他在滿朝文武對憲宗皇帝的宗教狂熱噤若寒蟬時，冒死上諫，尖銳直陳，雖然被貶仍不改其志，展現(xiàn)出“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”的擔當。在平定藩鎮(zhèn)之亂中，面對反叛朝廷、氣焰極為囂張的藩鎮(zhèn)亂軍，他單槍匹馬深入刀槍林立的亂軍巢穴宣讀朝廷安撫詔書，之后又義正詞嚴斥責叛軍危害社稷的種種暴行，最后曉以民族大義、利害得失，讓一向桀驁不馴的叛軍首領終于接受了朝廷招撫，為平定藩鎮(zhèn)之亂立下了汗馬功勞，因此被蘇軾譽為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”。

到宋代，皇家號稱與士大夫共治天下，文人受到空前重視，知識分子對社會的使命感十分強烈，涌現(xiàn)出一批批獻身國家的文人士大夫，典型的如范仲淹、張載、辛棄疾、陸游、文天祥等。‌范仲淹一生致力于國家的勵精圖治、繁榮富強，他早年就立下了“不為良相，則為良醫(yī)”的志向，孜孜以求于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”的人生。‌在仕途生涯中，他始終竭忠盡瘁、無私無畏。戍邊疆、戰(zhàn)強敵，他戰(zhàn)功卓著；居廟堂、改弊政，他大刀闊斧；任職地方，他筑堤治堰，養(yǎng)民富民；丁憂在籍，他執(zhí)教興學，開發(fā)民智。即使在被貶謫的逆境中，他仍堅持“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”。‌慶歷革新失敗后，在被貶鄧州期間，他通過《岳陽樓記》一文抒發(fā)了自己不為物喜、不以己悲，超越個人得失的寬廣胸懷，留下了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千古名言，‌這種情懷不僅影響了后世士大夫的節(jié)操，也成為中華文化中“憂樂精神”的象征。

比范仲淹稍晚一點，又有著名哲學家、思想家張載提出的“橫渠四句”震古爍今：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”這堪稱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或最高追求。“橫渠四句”集中體現(xiàn)了張載對個體、社會、文化、世界的責任擔當，把儒家的“修齊治平”思想發(fā)展到新的高度，即要立天、立地、立人，做到誠意、正心、格物、致知、明理、修身、齊家，進而達到治國平天下，可謂超凡入圣。后來，民族英雄文天祥、清代名臣曾國藩、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都曾借用這四句話，表明勵志情懷，鼓勵國人為社會多做貢獻。張載不但是理學創(chuàng)始人之一，還是一位有諸多重大研究成果的科學家和偉大教育家，他親受范仲淹點撥，深諳親民惠民之理，注重道濟天下，利濟眾生，反對坐而論道。他一生都是在用“橫渠四句”要求自己，在做地方官時，處理政事每每以“敦本善俗”為先，推行德政和教育，提倡尊老愛幼；在大災之年，他還努力與駐軍協(xié)商，用軍事物資救濟災民，深受百姓愛戴。

到南宋時，由于國家遭受異族入侵剩下半壁江山，因此一批批愛國志士拍案而起，如高唱《滿江紅》、怒吼“還我河山”的岳飛，“了卻君王天下事”、一心收復失地、完成祖國統(tǒng)一大業(yè)的辛棄疾，“位卑未敢忘憂國”、至死還在念叨“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的陸游，他們所從事的斗爭和吶喊，已成為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(tǒng)和道德教化、社會批判的工具。尤其是南宋的文天祥，更是以“忠鯁不屈”“浩氣長存”的偉大氣節(jié)，踐行著他對國家和人民的無限熱愛。他在幼年時就培養(yǎng)了“經天緯地、禮義廉恥”的志向，立志報效國家、奉獻人民；‌在國家危難之際‌，他挺身而出，毀家紓難，力挽狂瀾于既倒。戰(zhàn)斗被俘后，他在獄中仍念叨著“但愿天下人，家家足稻粱”的民生愿景；面對敵軍的各種威逼、利誘和反復勸降，他寫出了驚天地、泣鬼神的《正氣歌》；在敵人的死亡威脅面前，他吟出了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千古絕唱，始終以生命踐行著報國信念。

四

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后，士人們又以新的使命、新的姿態(tài)賡續(xù)傳承著濟世情懷。如明朝的“東林學派”創(chuàng)始人顧憲成，以“風聲雨聲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；家事國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”為座右銘，為人耿介忠直，往往議論朝政、品評人物，無所隱蔽，甚至每每犯顏直諫，雖屢受打擊但不屈不撓、無比堅定。朝廷內外仰慕他風范的人比比皆是，以至明朝中后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“東林黨人”群體，對明代后期甚至清初社會都有深遠影響。

明末清初時的大思想家顧炎武雖不愿入仕清朝，但畢生深入探索濟世安邦之道，致力于地理、賦稅等實學研究，以解決民生的根本問題。他反對空談，主張學問和道德應服務于現(xiàn)實社會，強調士人必須注重內在修養(yǎng)，以“禮義廉恥”為道德底線；為官者應以恩澤百姓為榮，而非追求個人富貴，其廉勤思想不僅塑造了士人的為政準則，也成為后世廉潔文化的重要資源。尤其是他以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作為行動綱領，將社會責任擴展至普通民眾，體現(xiàn)了從士人到匹夫的倫理延伸，成為近現(xiàn)代以來抵抗外侮、民族復興的一面旗幟。

清朝中期，被稱為康熙秀才、雍正舉人、乾隆進士的鄭板橋始終以經世濟民為宗旨求學通仕，從政后歷任山東范縣（現(xiàn)屬于河南）、濰縣兩任知縣。在濰縣時他畫了一幅竹枝圖并題詩畫上：“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。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一葉總關情。”時刻把百姓的疾苦掛在心上。由于他始終體察民情，關注民瘼，改革弊政，治內從無積案、無冤民，深得百姓擁戴，當他因賑濟災民、忤逆上司而被罷官后，百姓遮道挽留，并為他建立了生祠而代代銘記。

鴉片戰(zhàn)爭前夕，面對英、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大肆鴉片輸入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，林則徐大聲呼吁必須嚴禁，被朝廷欽差到廣東虎門禁煙，他以“茍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”的精神，不顧各方高壓，堅決徹底地銷毀鴉片，給用極其卑劣手段戕害中國人民的西方列強以沉重打擊。但鴉片戰(zhàn)爭失利后，他被昏庸無能的清廷撤職查辦，發(fā)配新疆伊犁。當他走到河南時，發(fā)現(xiàn)黃河在開封一帶決口，便冒著被殺頭的風險前往決口處堵塞豁口，經日夜趕工，最終成功合龍，后來這一段大堤被命名為“林公堤”。到新疆后，他不顧年邁體弱興修水利，不遺余力開鑿皇渠，并積極改進坎兒井技術，推廣農業(yè)種植，發(fā)展教育，勘察地形繪制地圖，加強邊防等，有力促進了新疆的經濟發(fā)展、社會進步和國防安全。

到清朝末期，面對列強環(huán)伺，國家積貧積弱，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，猶有沉吟“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昆侖”的變法斗士譚嗣同，為喚起國人除舊布新、救亡圖強，他不避刀斧、向死而生，其“舍生取義”精神有如昆侖般高大巍峨；有高喊“拼將十萬頭顱血，須把乾坤力挽回”的民主革命先驅秋瑾女士，她以對國家民族的痛切感知譜寫了一曲誓死推翻舊世界的凌云浩歌。以上種種，正如魯迅先生所深刻揭示的：“我們從古以來，就有埋頭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為民請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這就是中國的脊梁。”

（作者：王喜成，鄭州工商學院特聘教授）